文/凤凰卫视雷宇
一
电视上正在直播一场现场救援行动，一个女性被压在废墟里，已经接近72个小时。地震发生时，这栋楼的一段楼梯和水泥楼板垮掉砸在她的下身。救援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，电视直播也从下午继续到了晚上。整个废墟周围被灯光打得亮如白昼，灯光的强烈一部分是救援队伍的灯光，另一部分则来自电视台的照明灯。女主持拿着话筒扯着嗓子，向观众不停的说着观众已经在画面中看到的情景，频繁的穿梭在救援现场，并时不时打断医务人员、救援人员，让他们停下紧张的工作来回答她提出的一些，诸如：“你给她输的是生理盐水吗？”“现在救援难度”。之类的问题。这样的转播进行了一段时间后，突然我听到她用升了好几度的嗓子喊道：“现在救援工作已经取得重大突破，很快压在被救人员身上的楼板就要被抬起，我们也可以从这名被压者的一些动作看到她现在很兴奋。”
电视上，我看到这名被救人员静静的躺在废墟下面，似乎生命迹象非常的微弱。由于要保护她的视力，她脸上搭着用来遮光的布条，我看不到她的表情，也看不到她做了什么动作，能让这名记者感到她在兴奋。我唯一的感觉只是觉得她很可怜，遇到地震已经是非常的不幸，更悲惨的是在自身没有丝毫的反抗力的时候，还要被媒体将这种不幸放大、摆布，沦为宣传的工具。
二
新闻中，一名来自港台的记者，正在采访一个小女孩。同样是被压在废墟里，小女孩对这名记者苦苦哀求要喝口水，对小女孩的要求记者却无动于衷，仍在不停地问着问题。
以上这两个记者的行为，一方面令我感到了不快。另一方面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对所有记者来说都非常难解的命题，那就是在面对采访痛苦的时候，是保持职业习惯冷眼旁观，做一个专业的记录者，还是放下自己的责任参与到救助过程中，满足一个普通人的道德立场。
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摄影奖的《饥饿的小女孩》，它的作者卡特就曾经陷入这样的拷问中。在一次到苏丹的采访活动中，卡特看到一个饥饿的小女孩正艰难的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，正当他蹲下来拍照时，一只大鹰落在镜头里面。卡特小心翼翼地选好角度，尽可能不让那只鹰受惊。他在那儿等了20分钟，直到拍摄到那只鹰展开翅膀。拍完照片后，卡特赶走了大鹰，并注视着小女孩继续蹒跚而行。照片发表后引起了轰动，苏丹当地人道主义的糟糕状况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关注，同时卡特的行为也引起了舆论的批评。一些人指责卡特只顾猎取新闻却缺乏人道精神，未对女孩施以援手。卡特也十分懊悔自己没有抱起那个女孩。在这种忏悔中他选择了自杀。
而在一部《战地摄影师》的纪录片中，也纪录了一个面临同样选择的记者Nachtway。他遇到的是一群印尼暴徒追杀一个不同派别的人。当时Nachtway所作的是跪下，恳求暴徒放过这个无辜的人，但暴徒们还是向这个可怜人举起了屠刀。在暴徒们行凶的同时，Nachtway也举起了相机镜头。相比卡特，Nachtway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，但他首先体现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和良知。
作为一个记者，其实我很能理解前面的两个记者，作为一个前方记者，当面对一个珍贵的新闻线索时那种兴奋是无与伦比的，更重要的是记者还同样在心理上肩负了要让外界了解真相的责任感。只是我也怀疑，如果这样的真相必须是建立在对一个鲜活生命的无情忽略时，那么它的存在或是客观性还有没有必要。很多时候，以个人经验，当我在采访时，更多体会到的只是被访者被揭开伤口后的那种无助感。而当客观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，那么记者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担当了一个帮凶的角色。面对极端的场面，是伸出帮助的手，还是拿出摄像机？对于这个题目，我很幸运，至今没有遇到，但也让我开始思考我将作出的选择。
不过，我的一些同行给出了他们的答案。这些天，我听说，很多专题组的同事，在第一批进入到地震灾区现场后，面对当时的惨况，不是赶快拿起摄像机记录第一手的资料，而是暂时放下了手中的工作，投入了救灾的工作中。我为有这样的同行叫好。
一
电视上正在直播一场现场救援行动，一个女性被压在废墟里，已经接近72个小时。地震发生时，这栋楼的一段楼梯和水泥楼板垮掉砸在她的下身。救援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，电视直播也从下午继续到了晚上。整个废墟周围被灯光打得亮如白昼，灯光的强烈一部分是救援队伍的灯光，另一部分则来自电视台的照明灯。女主持拿着话筒扯着嗓子，向观众不停的说着观众已经在画面中看到的情景，频繁的穿梭在救援现场，并时不时打断医务人员、救援人员，让他们停下紧张的工作来回答她提出的一些，诸如：“你给她输的是生理盐水吗？”“现在救援难度”。之类的问题。这样的转播进行了一段时间后，突然我听到她用升了好几度的嗓子喊道：“现在救援工作已经取得重大突破，很快压在被救人员身上的楼板就要被抬起，我们也可以从这名被压者的一些动作看到她现在很兴奋。”
电视上，我看到这名被救人员静静的躺在废墟下面，似乎生命迹象非常的微弱。由于要保护她的视力，她脸上搭着用来遮光的布条，我看不到她的表情，也看不到她做了什么动作，能让这名记者感到她在兴奋。我唯一的感觉只是觉得她很可怜，遇到地震已经是非常的不幸，更悲惨的是在自身没有丝毫的反抗力的时候，还要被媒体将这种不幸放大、摆布，沦为宣传的工具。
二
新闻中，一名来自港台的记者，正在采访一个小女孩。同样是被压在废墟里，小女孩对这名记者苦苦哀求要喝口水，对小女孩的要求记者却无动于衷，仍在不停地问着问题。
以上这两个记者的行为，一方面令我感到了不快。另一方面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对所有记者来说都非常难解的命题，那就是在面对采访痛苦的时候，是保持职业习惯冷眼旁观，做一个专业的记录者，还是放下自己的责任参与到救助过程中，满足一个普通人的道德立场。
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摄影奖的《饥饿的小女孩》，它的作者卡特就曾经陷入这样的拷问中。在一次到苏丹的采访活动中，卡特看到一个饥饿的小女孩正艰难的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，正当他蹲下来拍照时，一只大鹰落在镜头里面。卡特小心翼翼地选好角度，尽可能不让那只鹰受惊。他在那儿等了20分钟，直到拍摄到那只鹰展开翅膀。拍完照片后，卡特赶走了大鹰，并注视着小女孩继续蹒跚而行。照片发表后引起了轰动，苏丹当地人道主义的糟糕状况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关注，同时卡特的行为也引起了舆论的批评。一些人指责卡特只顾猎取新闻却缺乏人道精神，未对女孩施以援手。卡特也十分懊悔自己没有抱起那个女孩。在这种忏悔中他选择了自杀。
而在一部《战地摄影师》的纪录片中，也纪录了一个面临同样选择的记者Nachtway。他遇到的是一群印尼暴徒追杀一个不同派别的人。当时Nachtway所作的是跪下，恳求暴徒放过这个无辜的人，但暴徒们还是向这个可怜人举起了屠刀。在暴徒们行凶的同时，Nachtway也举起了相机镜头。相比卡特，Nachtway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，但他首先体现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和良知。
作为一个记者，其实我很能理解前面的两个记者，作为一个前方记者，当面对一个珍贵的新闻线索时那种兴奋是无与伦比的，更重要的是记者还同样在心理上肩负了要让外界了解真相的责任感。只是我也怀疑，如果这样的真相必须是建立在对一个鲜活生命的无情忽略时，那么它的存在或是客观性还有没有必要。很多时候，以个人经验，当我在采访时，更多体会到的只是被访者被揭开伤口后的那种无助感。而当客观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，那么记者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担当了一个帮凶的角色。面对极端的场面，是伸出帮助的手，还是拿出摄像机？对于这个题目，我很幸运，至今没有遇到，但也让我开始思考我将作出的选择。
不过，我的一些同行给出了他们的答案。这些天，我听说，很多专题组的同事，在第一批进入到地震灾区现场后，面对当时的惨况，不是赶快拿起摄像机记录第一手的资料，而是暂时放下了手中的工作，投入了救灾的工作中。我为有这样的同行叫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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